2026年4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文/李峥

编辑/黄红华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同盟体系正在发生一场不容低估的变化。表面上看，这种变化体现为特朗普对盟友讲话更硬、要价更高、耐心更少；从更深一层看，它反映出美国并非简单“退群”或者战略“收缩”，而是正在重新定义同盟的意义。特朗普政府对同盟体系的改造，正在把过去那套以价值、信誉和长期承诺为中心的同盟叙事，压缩为一套以成本、收益和责任对价为中心的交易逻辑。

　　这一变化，不只是美国外交风格的转折，更是美国对外战略逻辑的一次硬转弯。它会重塑美欧关系、中东安全结构和亚洲联盟网络，也将对国际格局、全球治理和危机管控产生深远影响。

同盟越来越像“合同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把同盟体系包装为一种复合性安排，包括三个层面：共同价值的政治共同体、集体安全的战略共同体和统一秩序的制度共同体。美国对盟友有利益盘算，会要求它们分担责任，也会在军费、贸易和地区安全问题上施压，但总体上仍保留着一个基本框架，即同盟首先是一种长期关系，是一种可以超越单次得失计算的结构性资产。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这个框架正在松动。今天的美国并没有放弃盟友，但它越来越不愿再把盟友当作需要长期经营的政治共同体，而是把它塑造成一种可以随时重议条款、按贡献结算回报、按配合决定承诺强度的交易安排。换句话说，美国同盟政策正在从“合作型”转向“交易型”。

　　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写得非常直白，美国“像‘擎天柱’一样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日子已经结束”，富裕、成熟的盟友必须对本地区承担“主要责任”，美国则要推动“分担负担”，把商业待遇、技术分享、军贸安排与盟友是否配合美国政策挂钩。这份文件清晰地显示，特朗普想要的是一张可以清楚标记谁出多少钱、谁承担多少责任、谁在关键时刻是否站队的账本。

　　美国副总统万斯2025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极具标志性。他没有延续传统美国政客安抚欧洲、强调团结的路线，反而把欧洲的“真正威胁”定义为“来自内部”，公开批评欧洲在言论自由和政治表达问题上的做法。这一表态的意义，在于特朗普团队已经不再自动把欧洲视为天然的价值共同体成员。过去美国常用价值叙事来凝聚盟友，现在则开始用价值叙事来审查盟友、敲打盟友。

　　在2026年中东战事背景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要求欧洲盟友支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并把欧洲常说的“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反过来套用到盟友身上。其传递的逻辑非常清楚：美国过去在乌克兰等问题上替盟友出了力，现在盟友也该在美国主导的危机中还账。美国对盟友的期待，已经从过去相对模糊的“共同应对”，转向更直接的“按照美国节奏出力”。

　　在这种要求下，同盟不再只是“朋友关系”，而越来越像“合同关系”。美国提供保护，盟友就要出钱；美国承担风险，盟友就要补位；美国主导危机，盟友就要跟进。过去同盟关系中那些关于政治互信、战略默契和长期信誉的部分正在被大幅压缩。

　　欧洲、中东、亚洲三条线，都显现出“交易化”转向的迹象。这在欧洲方向体现得最为典型。在特朗普强力推动下，2025年北约海牙峰会将成员国防务支出目标提高到GDP的5%，形成一套新的“缴费规则”。西班牙试图保留弹性，特朗普立即威胁要在贸易上惩罚西班牙，把安全义务、军费承诺和经济施压直接绑在一起。

　　万斯在慕安会的讲话，实质上挑战了跨大西洋关系最核心的合法性基础——共同价值。特朗普对格陵兰岛问题的施压也有同样的含义。对于一个传统盟友控制下的战略地域，美国总统以近似交易方式公开表达诉求，这本身就说明特朗普眼中的盟友主权边界感和同盟伦理正在退化。路透社的报道甚至指出，这种做法显著刺激了欧洲减少对美国防务依赖的意愿。

　　美国则把中东塑造成一个“收费型安全供应商”。2025年美国与沙特合作协议中，白宫公开强调协议将带来新的“分担资金”，有助于“抵减美国成本”，同时为美国军工企业进入沙特市场提供更多便利。这表明美国在中东提供的安全合作已不只是为了维持地区秩序，更是为了实现成本回收和利益兑现。安全承诺与经济上的获益紧密挂钩。

　　2026年中东战事更把这一逻辑推到台前。美国在未充分征询多数欧洲盟友意见的情况下卷入战争，随后又因盟友拒绝军事跟进而表达不满。特朗普甚至公开质疑美国是否“还有必要待在北约”，欧洲一些国家则明确表态，这不是北约事务。这一来一回暴露出一个重要现实：美国在危机中已经不再主要把同盟当作共同决策机制，而把它当作试探忠诚度和动员资源的工具。

2026年4月7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名男孩参加集会时举起海报，悼念遭美以空袭遇难的米纳卜小学学生

　　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变化具有更强的制度性。2025年，驻韩、驻日美军费用被直接纳入与日、韩的关税谈判。特朗普把这种方式称为“一站式购物”，也就是把安全保护、驻军费用、关税安排和更广泛的经贸投资问题一并打包处理。对日、韩而言，美国的安全承诺正被改造成一种可随经贸博弈而增减条件的筹码，这将让两国长期处于美国改变承诺的不确定性之下。2025年，美国国防部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审查遵循类似逻辑，审查目标是确保这项协议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保持一致，优先保障美国本土的战略能力和储备。

　　把欧洲、中东、亚洲三条线连在一起看，特朗普同盟政策的变化已经十分清楚。美国没有放弃同盟，但正在把同盟从政治共同体改造成责任共同体、付款共同体和服从共同体。

变化源于四重力量的叠加

　　特朗普政府推动同盟关系交易化，是多重力量叠加的结果。

　　一是“美国优先”理念决定了这种走向。从特朗普上任后的实际表现看，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孤立主义者。他并不主张美国退出世界，而是主张美国在能直接获益的地方承担责任。在他看来，同盟不应是抽象的秩序资产，而是必须服从国家收益核算的政策工具，只要美国觉得承诺过大、回报不足，就一定要重新定价。在他理想化的设计中，联盟需要以更加具体、更加互利的合同约定方式，确认盟友需切实承担因美国提供安全承诺必须付出的成本。

　　二是美国国内民粹民意的推动。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持续动员选民，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准确抓住了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这种思潮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美国长期在海外承担高额成本，国内却必须承担产业流失、边境压力、通胀和社会撕裂等不利后果。在这种民意氛围中，盟友越来越被塑造成“占了美国便宜”的搭便车者。向盟友要钱、逼盟友多承担责任、把安全保护与贸易让步挂钩，在特朗普支持者看来并不是破坏同盟，而是“替美国纳税人讨回公道”。

　　三是美国综合实力结构变化的结果。美国在当今世界仍然强大，却已难像冷战后单极时刻那样可以凭借低成本就能维持全球同盟网络。财政压力、产业政策回归、军工产能约束、供应链重组和大国竞争长期化等，迫使美国更认真地计算承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AUKUS之所以被重新审视，一个很重要的现实背景就是美国的造船能力和军工生产节奏不再宽裕。这使得美国对盟友的反向需求不断提升。美国不仅需要盟友协助维持美国在当地的利益，还需要它们以各种方式补充美国在经济和军工领域的资本和产能缺口。

　　四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使然。过去美国可以把同盟体系包装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柱，是因为当时美国优势极大，可以轻松运用软实力塑造外部环境。如今大国竞争回归、地区冲突加剧、全球南方影响力上升，国际制度碎片化的趋势不断增强。美国越来越难经营仅美国认可的普遍秩序，于是更倾向于经营一个由盟友和伙伴构成的“可控集团”。而要维持这样一个集团，最有效的方式不再只是价值感召，而是利益绑定、资源分配和安全施压。

　　因此，并不能将同盟产生变化的原因全部归结为特朗普一人，但他确实把美国内部早已积累的趋势，变成了明确的政策原则和操作方法。过去美国也会抱怨盟友搭便车，但同时还会注意包装和分寸。如今，那些原本要用修辞遮掩的做法，直接被公开化和制度化了。

世界感受到美国在回收信誉

　　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转向，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它改变了美国同盟体系的政治信用。

　　对国际格局而言，美国同盟体系不会立刻瓦解，但其凝聚力、可预期性和向心力都会下降。盟友会越来越倾向于把美国的承诺理解为一份随时可能被重新议价的合同，而非稳定可靠的战略担保。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对丹麦施压、向北约盟友要价，刺激了欧洲持续提升国防支出，减少对美安全依赖。

　　对全球治理而言，交易型同盟会削弱规则协调能力，加剧区域集团化和秩序碎片化。美国过去之所以能在一些议题上拥有较强动员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把同盟包装成一种共同责任与规则的治理共同体。这显著提升了同盟关系的国际合法性，通过将美国的干预行动包装为维护秩序提供的“公共产品”，美国投入少量成本，就能获得长远战略收益。而一旦美国公开把同盟关系改写为“付费、配合、结算”的交易，盟友会越来越怀疑：美国究竟是在维护共同规则，还是在利用规则扩大自身收益？现有秩序和规则被侵蚀会引发更多美国盟友“抱团取暖”，追求以本国为核心的区域秩序，进一步加剧国际秩序的割据化和碎片化。

　　最后，美国同盟关系的转向将极大削弱国际社会的危机管控能力。美国的同盟关系除了威慑外部对手，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在危机中充当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势力”，运用外部压力管控局势，促成降温。把同盟交易化后，美国更倾向于“先定方向、再要支持”，通常成为主动升级事态的一方。盟友因担心被卷入美国单边发动的危机，不愿过早介入和管控危机升级，美国与盟友在危机中的分歧更容易公开化。

　　以当下的中东战事为例，西班牙关闭领空限制参战美军飞机通行，美国则公开抱怨盟友不跟进，这本身就说明同盟已越来越难在重大危机中形成稳定的协调链条。与此密切相关，美国与盟友形成的威慑效果也大幅降低。外部对手不再相信同盟内的各方会在关键时刻一致行动，同时怀疑美国会不会在关键时刻把危机当作重新要价的机会。美国盟友则怀疑，美国究竟是在共同威慑外部对手，还是借外部威胁对内部盟友施压。这些疑虑会使未来国际危机更具突发性和失控风险。

　　总体上，可以将当前美国同盟体系的新变化视作美国霸权运作方式的一次硬转弯。美国没有放弃同盟，但不再愿意无条件维持旧式同盟秩序；没有放弃领导权，但要求领导权立刻兑现为财政回报、贸易让步和政治服从；没有放弃全球介入，但更强调盟友必须在美国选定的方向上出钱出力。美国想让同盟体系变得更“划算”，但国际社会感受到的，却是美国在回收信誉。短期内，美国也许能逼出更多军费、拿到更多让步、压出更多配合；但长期来看，它透支的可能是几十年中最宝贵也最难重建的东西——盟友对美国承诺的稳定预期。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